2100多年前，张骞带着使命从长安出发，寻找西迁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他历经10年艰辛，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后，西汉的先进技术传到西域，西域独特的文化、作物被引进西汉，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丝绸之路。
2100多年后，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带领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走进中亚，成为首支走出国门开展丝路研究的中国考古队。20多年来，中亚考古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中国方案”。
揭开尘封的月氏文化面纱
两千多年前的西域地区，曾经生活着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月氏。西汉时，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从此被称为大月氏。由于文献对于月氏人生活的地理位置论述存在不同观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游牧民族及其西迁中亚后的历史始终是个谜团。
古代月氏西迁中亚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古代月氏研究成为国际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然而，关于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长期被国外学术界主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考古界的遗憾。
今年68岁的王建新，对30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记忆犹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那一刻，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王建新被深深刺痛了。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支中国古代游牧人群的历史踪迹，让我觉得非常惭愧。”谈到20多年前把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课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初心时，一头灰白长发的王建新依然那样坚定。
“当时开展境外考古的时机尚不成熟，中亚考古队先开展国内的月氏文化遗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出国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党委书记李伟说。
跨越2000多年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王建新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期间，在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国后，他又主持开展了中日合作麟游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调查，在佛教考古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是继续在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收获果实，还是另起炉灶，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王建新思考着。“既然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一定要走出去，那我就带头吧。”1999年，已经在自己研究领域风生水起的王建新，决定直面科学研究难关。
从此，一支由西大考古教研室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进了茫茫戈壁，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遗存、探索丝路沿线人群迁徙交流的历史进程作为学术追求，开启了知识报国的全新研究领域。
史书记载，月氏的故乡在敦煌、祁连间。1999年，王建新带领考古队，从甘肃到新疆，在东天山开始开展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那时考古队缺人、少钱，只能利用暑假开展野外调查。
2001年发生在甘肃的一场严重车祸，让王建新差点离开了刚刚起步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由于锁骨和8根肋骨骨折，王建新只能躺在病床上。“我曾经痛苦地想，也许这辈子再也不能干野外考古了。”
但是，几个月后，王建新又能走了。他感觉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义无反顾再次踏上了丝绸之路考古的征程。
走出中国人的考古之路
“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主要是在研究农耕文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古代月氏是一个游牧人群。我们要研究月氏，必须探讨研究游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王建新说。
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观点流传已久，导致中外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时，往往只进行墓葬的发掘研究，而忽视聚落遗址的存在。
在东天山实地考察多年，考古队总结出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及其和岩画、墓葬同时存在的特征，形成了居址、岩画和墓葬“三位一体”综合研究方法。
这一游牧聚落考古理论，打破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传统认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游牧文化考古学术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正确的理论带来了突破性发现。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600多处，还对在东天山巴里坤石人沟发现的一处大型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是国内首次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进行的科学系统的发掘。考古队判定，该处很可能是月氏的遗址。这一成果入选中国“200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后，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几乎年年有新发现，并初步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就是古代月氏的遗存。
随着东天山考古工作的深入，王建新将目光盯向了中亚：“寻找和确认西迁中亚后的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与东天山地区的考古成果进行系统比较，实现两者的互证，就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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